12月15日上午，湖北黄冈中学，第一节上课铃响过之后。
黄冈中学校办公室的徐老师费力地打开布满灰尘的门锁，语气平静地告诉记者：“你听过的神话全在里面。”
步入校史馆，正对大门，张贴着一张历届高考升学率统计表，以及十多幅国际奥赛获奖学生的照片。二十年前，正是升学率和奥赛的惊人成绩将黄冈中学推上“神坛”。
馆内玻璃柜中躺着一些泛黄的书报。一份当年的报纸写道：一所偏僻的村镇中学，升学率一直保持在90%以上，4年中有4人次参加国际奥数竞赛并获奖，这让人惊奇不已。文章接着问：这座学校何以有如此高的教育质量？
黄冈中学的教改已经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巨变的投影。
“其实这里本没有神话。”今年刚从黄冈中学返聘岗位上退下来的数学教师胡明英则对记者说。
独木桥效应
当初的黄冈中学被称为“村镇中学”时，该校教师大都没什么异议。
该校原校长张庭良回忆，上世纪70年代末，整个学校没有一栋楼房，下雨的时候，教师宿舍周围都是泥。一到吃饭时间，参加完务工务农劳动的老师和学生们都敲着饭盒涌向食堂。
黄冈中学所在的黄州城，那时人口不到三万，经济落后。城市之小，以至于张庭良的一位武汉同学戏称其“站在路中间，一望两头穿”。
1977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转折点，这一年在邓小平的关心下，尘封十年的高考开始恢复。在过去30年中，高考在中国的教育改革中，是一个重要的关节点，也顺势扮演着改变很多人命运的角色。
但当年的黄冈中学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。
改革已经开始，学校的主旋律仍旧是“学工学农”，数学教师胡明英还记得，当年学生平日不是到农场帮农民种菜，就是去周围的工厂帮工。1978年，黄冈中学第一次参加高考，270名考生，结果只有43人考取了大学，升学率不到五分之一。
高考首役，百年黄冈一败涂地，甚至还不如一城之内的黄州中学。上面开始坐不住了，第二年，地委主管文教的副书记来到黄冈，亲任校党委书记。
学校决定主抓教学，并恢复从全地区招生，是年追招了2个班共100多人。
当时，我国高中还是两年制，而学校急于打一个翻身仗，从新招学生中抽出23名基础较好的学生集中训练，不到一年后就送上高考前线。
1979年高考成绩揭榜，黄冈中学107人考上大学，绝对数居湖北全省第一，该省理科前十名学生，黄冈就占了七名，并且包揽了前四名。而当初集训的23人中，13人考上了名牌大学。
“从那一年，黄冈中学开始名震湖北。”现任校长陈鼎常回忆，教委、教育厅开始关注这所村镇中学，省里开始有人下来听汇报了，后来干脆将其纳入全省四所“样板学校”中的一所。而该校升学率也稳步上升，到1982年，已达到54.16%，率先过半。
高考制度恢复带来的“独木桥效应”由此开始凸显。升学率面前，中国基础教育开始出现“育分不育人”的教育歧向，甚至有人提出“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”。在中学教育阶段，题海战术普遍盛行，师生均苦不堪言。
6年后，在北京，一个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正在焦急地酝酿，这个文件将开启中国教育改革的时代。
放权三模式
1985年5月27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》。《决定》指出，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，多出人才，出好人才。
改革的主要内容是：改革教育管理体制，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，坚决实行简政放权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；调整教育结构，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等。
1984年，学校领导体制改为“校长负责制”，校长开始有了独立决策权。张庭良在这一年出任黄冈中学校长，他决定把刚“到手”的权放出去。
在放权上，黄冈中学设计了三种模式：
一是横向分权。当时把全校的工作分为五条线，每条线把职、权、责、利四者统一起来，属于职权范围内的时期，由分管的人拍板，不需再找校长或总支书记。这样，“政出多门”的情况不复存在，校级和中层的积极性空前提高。
二是纵向放权。设教研组抓教学、教改、教研，并负责本组教师的人事安排和教师素质的提高；设年级组负责对学生的全面管理教育，并考核全年级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。教研组和年级组不但成为学校的一级行政组织和管理实体，而且平行、交叉，学校各方面骨干的积极性得到挖掘。
三是实行民主管理。学校规定，每一个权力主体要接受教代会和员工的民主监督。比如，学校每年招生的时候，除了行政干部外，教研组长和有关的年级组长都得参加，这样“高度透明、充分民主”的方式不但杜绝了招生漏洞，而且增强了教职工的责任感。
由此，在学校管理体制上，黄冈中学开始了由集中型向民主型转变。后来的一份调研材料认为，黄冈神话的基础就在这里打下。
“学校不管实行哪一种领导体制，一定要防止过去那种有权的不负责、负责的没有权的现象，而且不能一个人说了算。一所学校如果一人说了算，这所学校肯定办不好。这是学校当年搞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。”这位前校长如此阐述他的分权观念。
与此同时，教学改革也迅速推进。
1984年，学校提出了一度让家长很难接受的“五不”原则，即坚决不办补习班，不收复读生，不按成绩编班，不加班加点，不实行留级制度。
这还不够，学校又出台了四个“一样”：初中和高中一个样，起始年级和毕业年级一个样，文科和理科一个样，其他学科和主要学科一个样。
“高考后不用担心学校找我们算账。”年过花甲的英语教师亢玉枝告诉记者，因为学校“不注重结果，而注重过程”。
在“注重过程”的制度激励下，学校全面展开第二课堂活动。
黄冈中学91届毕业生牛建华回忆，当时黄冈中学每个星期都有物理晚会、英语晚会等各个学科的兴趣爱好者“沙龙”，除此之外，还有美育节和大大小小的兴趣小组，每一个学生差不多都能找到自己的团体。
当年一个名为“呼唤少年英才”的调研组初步统计，黄冈中学开展各种课外活动达28种之多。
尽管经历了中学扩招潮等多项变动，但黄冈的第二课堂这一传统被保留了下来。现任校长陈鼎常表示，学校如今仍有“两课三操不达标，不予评优”的一条硬性规定。
“有的学生在某一个学科或某两个学科方面可以冒尖，有的学生在体育方面有专长，有的学生在唱歌、绘画方面有特长，但是还有更多的学生默默无闻，这样 他的自尊心可能会受到挫伤，所以要给他们创造一个表现自己和增强自信的机会。”张庭良认为，学校有责任“让每一个学生抬起头来走路”。
出乎许多忧心忡忡的家长的意料之外，第二课堂似乎丝毫没有影响教学质量，黄冈中学的高考升学率反而直线上升，到1990年竟然突破了90%。而由于 学生的兴趣特长被充分挖掘，某些专业的拔尖人才脱颖而出。1986年，高二学生林强突然出现在国际奥数的领奖台上，引起了教育界的关注。
一时间访者如织，1991年仅3月份黄冈中学就接待了16批近300位慕名而来者。同时，各种不知真假的“黄冈密卷”开始流传于全国各所中学的师生案头，或成为升学的高分利器，或成为各校庞杂资料中的一项收费理由。
“黄冈神话”自此由湖北大步走向全国，声名远扬。
3. 神话去魅
神话终有“去魅”的那天，黄冈中学也不例外。
纷至沓来的各路学校取足了经之后，纷纷效仿。然而不久，“教育产业化”的大势从高校一路倾泻下来，各地重点中学亦不能幸免。
圈地、扩招，这些高校无不用其极的“做强做大”的方式，也在中学上演，黄冈中学也迫不及待地将每个年级6个班一路扩到23个班。
“以前每个年级300个学生时，成绩比较容易保持均衡，现在学生多了，成绩参差不齐，学校不得不采取‘通识教育+英才教育’的人才培养模式。”一位曾在黄冈任教多年的老师表示。
“这个时期，是发展代替改革的年代。”黄冈中学校长陈鼎常引用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的这一论断。在新校区漂亮的会议室，这位崇尚人文精神治校的中学校长若有所思。
2008年，黄冈中学校门口4米高的“名人堂”又添入了一名被选入全国生物奥赛集训营的学生。
正在高三就读的李锐告诉记者，每个年级的9班是黄冈传统的奥赛班。被奥赛班选中的学生，将经历李锐看似严酷的高中三年。“他们高一就要学完三年的课程，高二全力开始向国际国内奥赛奖牌冲刺。如果没有拿到奖牌，高三再去备考。”李锐说，这两年拿奖的人越来越少了。
黄冈中学至今获得国际奥林匹克竞赛奖牌数是11金5银2铜。
“奥赛班是94年开始设立的。”数学教师胡明英告诉记者，当时黄冈已经是各项科学奥赛的拿奖专业户，学校干脆专门设了一个班，集中师资力量对优质生源进行集训。
其实，记者从各方面了解到，自从黄冈神话传开之后，全国各地重点中学开设奥赛班的现象已经非常普遍。
“孔子曰：有教无类。把尖子集中到一个班上，顾了少数，甩了大多数。”上述曾在黄冈任教多年的老师表示，“因材施教不是去编奥赛班，现在全国成风的 这种编班不是我们的初衷。”这位老师回忆，黄冈曾经有一个特殊的研究机构，就是“防差转差科研组”。他认为，每一个人都有天赋的能力，都具有成功的可能 性，教师应该努力去唤醒沉睡的大多数，努力去发掘每一个人身上独一无二的创造性劳动的源泉。
前校长张庭良还记得，在黄冈教改后不久，1987年4月，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在九年义务教育大纲统稿会上首次提出了“素质教育”的概念。
但其后社会一系列的变数使得教改并没有一走到底，甚至在90年代还出现过回头的趋势。“如今，学生的负担不是变轻了，而是更重了。”
“这个概念提出20多年了，我们的基础教育还没有探索出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。”已经70多岁的张庭良声如洪钟。
博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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